2000年4月7日，90岁的吕继英在上海杨浦的一间简单小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生前留下的遗嘱明确表示不希望举行吊唁，也不收花圈，愿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许多邻居可能难以将这位性格温和的老人和在江苏地方志以及淮海战役纪念馆中所记载的革命人物联系起来。退休后，她独自居住，常年手持笤帚清扫楼道。小屋门口，上面贴着的泛黄纸条，已维持了十多年，其上只写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大家都以为她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实际上，这位曾经的抗争者在18岁便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吕继英于1911年2月诞生在江苏沭阳。她来自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吕墅等人曾在清朝时以举人和贡生的身份获得了很高的教育地位。她的父亲吕秉衡虽然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无法走上仕途，但选择了教书育人。家中并没有将读书视为男孩的专利，吕继英6岁便随祖父入读私塾。她耳濡目染之下，早早展现出求知欲，8岁时能背诵《论语》，11岁时便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楷书。家中藏书丰富，她乐于反复阅读，这种家庭教育使得她早早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对她日后迈向革命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7年，16岁的吕继英被海州东海中学录取。在这里，她接触到了民族危机、妇女压迫与社会不公等问题，受到了一些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1928年，济南惨案的发生使得校园中的爱国情绪高涨，张贴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一次，她的同学黄世祺邀请她加入前往赣榆进行宣传的活动。吕继英没有犹豫，迅速加入了行动。白天，她积极演讲、撰写标语，晚上则为同伴烧水、整理资料，因而在队伍中她被称为“吕妹子”。

同年，在东海中学党支部书记吕镇中与党员杨光銮的介绍下，吕继英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她的工作并不显眼，但却充满危险。她既开展妇女宣传，又承担着在江苏省委和东海县委间传递情报的任务。吕继英主动从事的妇女工作并不止于口号，她进入纺织厂后，亲眼目睹了女工日常的辛劳与不公—虽然她们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但工资却远不及男性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没有对某一工厂的状况视而不见，而是将扫盲、组织和宣传活动结合在一起。她深知不识字的女性难以理解相关信息，因此深入女工群体，组织妇女协会，设立识字班和妇女小学，还参与了妇女刊物的创办。她逐渐将工人运动、基层组织与宣传教育串联起来。

1929年夏，因反对学校限制学生并压制进步活动，吕继英被东海中学开除了。她随后移居上海，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在一次群众游行中，她的身份被识破，结果遭到逮捕，入狱数月。出狱后，她转任红十四军的联络员。在江苏工作的期间，她与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相识，1930年两人举行了非常简单的婚礼，没有繁文缛节，仅用一碗水和一些炒豆作为见证。次年6月，他们在徐海蚌地区被捕，李超时因拒绝供出情报而被单独关押，七天后遭遇不幸遇害。

吕继英则因怀孕被判刑15年。监狱中她忍受着霍乱等疾病的折磨，还生下了儿子李铁成。在缺乏家庭照顾和安全生活条件的艰难岁月中，她与孩子相依为命。经过五年艰苦的监禁，1936年，她终于在组织的努力下获取自由，回归社会后，她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掩饰身份，继续宣传工作。直到1940年她重返苏北，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1943年，她与泗沭中心县委书记李干成结婚，继续致力于地方工作。

1948年，淮海战役开始后，吕继英参与物资和粮食的筹集，并带队深入前线。在战事紧张的时期，她在炮火威胁下进行粮食运输的协调工作。数百吨粮食和军需物资的运送，都是在无数基层干部、民工与妇女工作者的努力下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吕继英先后在苏州和上海从事妇女和教育工作，曾担任苏州妇委会副书记及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局长。她一直保持谦逊，从不彰显过去的成就，退休后还住在简朴的住所，继续清扫楼道。

她的大儿子李铁成留学苏联，而次子李源潮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2000年4月，吕继英去世，按照遗嘱，她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而那张写有“为人民服务”的纸条，依然陪伴着她走过了晚年，并留在了她的杨浦小屋的门旁。